今年一月，中国爆发新冠疫情，我决定提前回澳洲。通过两次机票改签，我买到了一月底从上海飞往悉尼的机票。我的父母开车三小时把我送到上海的机场。因为在上海住旅馆会增加感染的风险，他们又要连夜再开三小时的车回家。妈妈在离开之前哭了：“你每年只有暑假回来几个星期，现在居然又提早过去！”，但她也知道这是更稳妥的选择。我成功来到了悉尼，准备完成我最后一年的大学学业。
降落在悉尼机场之后，两名检疫人员上机检查。他们穿着全套防护服，但没有为我们测体温或者进行其他的检查，只是询问乘客和机组人员有没有人不舒服，然后给每个人发了一张COVID-19防治海报。随后我们进入机场，和平时一样，我刷电子护照自助入关，在行李转盘处提了我的行李箱。我并没有带需要向海关申报的东西，所以进入了无申报通道，径直出了机场。在中国被肃穆，悲伤和严阵以待淹没的我仿佛进入了时空隧道。冠状病毒似乎在这个世界里并不存在，我又回到了几个月前我离开时的澳洲，这里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，除了飞机上发海报的检疫员。
但是，在我到达的一天之后，澳洲政府突然发布了对中国的“禁飞令”。滞留国内的中国留学生们，只能选择在国内交同样的学费远程上课，或者花费更多的时间，金钱和承受路途上的感染风险从泰国等地中转，再或者准备休学，等待禁飞令的结束，而谁也不知道会等多久。在电话中，妈妈对我说：“还好你已经到了，我们选的时间真是太对了！”微信朋友圈里，还在中国的朋友们写着各种愤怒，伤心，求助求建议的话。
经过两周的自主隔离，我迫不及待地走上街头，准备去我最喜欢的寿司店。三个孩子骑着儿童自行车从我身边过去，一个孩子突然停下来，指着我说：“哇，快看她，她是病毒！她是病毒！”已经骑远的两个孩子发出夸张的，惊恐的叫声，随后三人一道骑走了。整个过程中我难以动弹，甚至话也说不出来一句。他们身上穿着的衣服是我家附近学校的制服，这些孩子最大也不会超过十二三岁。在我住在这个街区的三年里，我们曾经有多少次的擦肩而过？而现在的我在他们面前连一个人也不是，只是一个遥远的国家送来的，病毒的具象化。而在朋友圈里，我的三个朋友已经结伴到了泰国，入住了曼谷的酒店，等待着十几天后踏上澳洲的土地。
来到澳洲的几年间，我越来越觉得，这里的“中国人”是一个抽象化的整体：有了疫情，我们要禁飞“中国人”，这样我们就会万无一失。因为病毒是中国的。而个体的中国人则不在关心的范围之内：如果你在禁飞前进入澳洲，那么没关系，这个中国人不是威胁的一部分。如果只差一天，没办法，这个中国人就来不了。这种抵制或欢迎抽象化的中国人的话术我已经听了太多遍：我们应该让中国人到澳洲旅游买东西，上学，因为他们很有钱。中国人即使移民了也不是澳洲人，因为他们语言文化不一样，这是对澳洲的入侵。“中国人”是一个遥远的符号，所象征的东西从上世纪的陌生的口音，“落后”的文化，变成了穿戴奢侈品的移动金库，再到现在的中国的病毒，但却从来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。我们是被打包送上澳洲“文化多样性”（multiculturalism）货架上的巨大而面目模糊的商品，唯一的商标是我们的“原产地”。我们向周围望去，周围其他“商品”的包装上有“传统文化”，“历史溯源”，“考古发现”，而人却是失声的。新冠疫情中，这种话术失效了，因为病毒攻击的正是个体的人，病毒不区分这是被他者化的中国人 / 亚裔，还是其他的种族，国籍。讽刺的是，只有这种漠视让整个社会付出巨大代价之后，一部分人才能惊醒：原来我们都是人，我们都活在此刻，活在这里。这也许映射了更深的攻击：在没有病毒的世界，被这套话术操弄和攻击的并不是抽象化的“中国人”，“有色人种”，“少数族裔”的概念 —— 一个概念永远不会受伤。被伤害的我们，这些活生生的人，则是难以动弹，静默无声。
